二十年了，台灣還在問同一個問題：重刑犯為何一再輕判？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圖：AI生成

二十多年前，嘉義六腳鄉一場蓄意縱火，奪去了一名懷孕七個月女子與腹中孩兒的性命。凶手林宗志以化工背景為底，精密設計出一套幾近無懈可擊的殺人機關——蚊香計時、引信延燒、汽油助火，環環相扣；再以安眠藥悄悄混入鮮奶，迷昏毫無防備的妻子；最後謊稱腹痛就醫，為自己製造鐵桎不破的不在場證明。從下藥、布局、點火，到泰然自若地在醫院打完點滴才返家，整套計畫縝密到近乎冷靜的恐怖，若非後來一連串幾乎無法預料的巧合，林宗志極可能帶著三千多萬元保險金全身而退，蘇秋美母子則永遠被歸檔為「不幸意外」。

讓這樁謀殺現形的契機，偏偏來自人算之外。林宗志算準了物證、算準了時間差、算準了家屬的哀慟與倉皇，卻沒算到一名與死者家屬熟識的基層員警蘇幸德，會在案發隔天主動踏進燒焦的房間，憑著一股職業直覺，以鼻子反覆辨別焦味與汽油味之間的細微差異，硬是從棉被下翻出那幾個機油罐。林宗志幾乎成功了——成功到連初步勘驗都沒有引發懷疑，遺體也幾乎就此火化銷毀一切可能的物證。他的計謀敗露，與其說是正義必然伸張，不如說是險之又險的一線之差。

然而，案件破獲之後，司法的表現同樣令人搖頭。一、二審均判處死刑，更二審卻以「無與世隔絕之必要」為由，改判無期徒刑，最高法院予以維持。法官援引的論點，在法學上或許有其理據，但對於一個在妻子懷有七個月身孕時仍冷血執行殺人計畫的男人，「無與世隔絕之必要」這句話，讀來如同對死者的二次傷害。蘇秋美的兄長蘇吉郎一句「世界上已無公理」，道盡了無數受害者家屬面對司法輕判時的絕望心境。

台灣社會對死刑存廢長期爭論，各方立場均有其道德與法理依據，本文無意對此定論。然而，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只是「該不該判死」，而是「量刑是否與罪行的殘酷程度相稱」、「司法判決是否讓社會感受到正義確實存在」。當一個計畫性謀殺孕妻、手法精密、毫無悔意，甚至在收押後仍厚顏寫信要求岳母為其脫罪、並以保險金作為利誘的犯人，得以在無期徒刑加假釋制度下重回社會，受害者家屬的創傷，從未真正被國家正視。

更深層的問題是，林宗志案並非孤例。台灣司法史上，不乏手段兇殘卻因量刑寬鬆而引發社會譁然的判決。每一次類似案件出爐，憤怒席捲輿論一時，旋即被下一則新聞淹沒，制度性的改革卻遲遲未至。量刑基準的建立、對被害人家屬的系統性支援，至今仍是台灣法治的未竟之業。

蘇秋美與她腹中的孩子，值得更好的答案。而這個答案，台灣司法欠了二十年，仍未還清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